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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2010年9月下旬,席慕蓉應邀到中國人民大學演講,講題是《族群的記憶》。現場聽眾里有一位19歲的男學生記住了這場演講,后來又讀了她關于“原鄉”的兩本散文《追尋夢土》《蒙文課》,很是喜歡,那時他就覺得,這樣的原鄉經歷可以旁及任何地方和任何人。

 

  八年之后,這位男同學完成學業,成了一名出版社編輯。大學時代的那場演講記憶始終縈繞心頭,輾轉要來電話,誠懇致電邀約。沒有經歷太多曲折,一年多的籌備,最近,這本席慕蓉散文集《我給記憶命名》順利付梓。

 

  彼時已67歲的席慕蓉不會料到,自己的一次演講,會在一位90后的大陸青年心里種下一顆文學的種子。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,席慕蓉作品創造的“轟動效應”并沒有在時光的流逝中退潮,那些深情滿滿的詩行,成為了兩代人甚至三代人青春歲月中的文學記憶。


 

《我給記憶命名》,席慕容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

       “我不必‘消滅’我,我只是要保持我”

 

  “也許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時候,翻開這兩本日記,該怎樣好笑呢?”也許是觸動了往日情懷,也許是詩人的善感,讀到書里這句1959年日記里寫下的文字,坐在記者面前的席慕容竟忍不住落淚。

 

  席慕容出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戰火中的重慶,原籍內蒙古,全名“穆倫•席連勃”(意為“浩蕩的江河”),“慕蓉”是“穆倫”的譯音,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人。幼年生活顛沛流離,隨父母一路從四川到南京、上海,再到香港、臺灣,少年的煩惱心事、離愁別緒無處訴說,所以“日記變成了我的朋友”,長此便養成了以書寫來整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的習慣。

 

  《我給記憶命名》就以1959年開始寫的九則日記開篇,這本回顧之書里,記錄下她在繪畫本業上的困惑與拼搏,對詩的癡迷與信仰,對原鄉的思念與牽掛。六十年前的日記還能保存完好,席慕容說要感謝母親,“她幫我把這些日記用一個小箱子都存著,因為她遺憾自己當年的東西什么都沒能留下。”


席慕容

     盡管有著畫家、散文家、美術教授等多重身份且成就不俗,但她最為人熟知的還是詩人。首部詩集《七里香》初版于1981年,第二本詩集《無怨的青春》初版于1983年,隨后的十年中,先后再版三四十次,在出版界被稱為“席慕蓉現象”。

 

  尤其是為她帶來盛名的《七里香》,曾被廣泛抄頌。如果說舒婷、食指那批詩人是80年代國人回歸詩世界的啟者,那么與海子、北島們不同,席幕蓉的詩在跨越年齡層、知識結構層、地域層上顯然起到了更廣泛意義上的蒙學作用。《一顆開花的樹》《鄉愁》等作品,由于與身而來的骨髓中蒙古長調的傳唱性,拉長了其生命的緯度。

 

  伴隨暢銷而來的還有種種爭議,在第三本詩集《時光九篇》之后,有整整十二年,席慕容雖然一直在寫,但沒再出版,她解釋這十二年的“空白”,“外界可以給你盛名,也可以隨時拿走,我不把它當真,所以讓自己安靜下來,好好做我該做的事情。我喜歡教書,就認真教書。”

 

  直到2010年出版第四本詩集《邊緣光影》,整理作品時她才發現“原來這12年都在寫我自己,原來詩就是我自己。我忽然明白了,你不可能不寫,不管是暢銷還是不暢銷。我不必‘消滅’我,我只是要保持我。”

 

  “過了這么多年,我依然還是故鄉的‘旁聽生’”

 

 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,席慕蓉第一次回到了蒙古高原,見到了“父親的草原,母親的河”,這一次旅程之后,她寫下《旁聽生》:在故鄉這座課堂里/我沒有學籍也沒有課本/只能是個遲來的旁聽生/只能在最邊遠的位置上靜靜的張望、觀看。

 

  有些數字似乎是特意的安排,《我給記憶命名》的出版,離席慕蓉初次踏上高原故土,整整過去了三十年。三十年的時光短暫而漫長,“我給記憶命名,只因,我的癡心。”同以往一樣,席慕蓉親自設計了封面,并將這句話印在了封面上。

 

  蔣勛評價,在席慕蓉最初的寫作里,一直傳遞著對“安定”“幸福”“美”的堅持和固執。或許,因為戰爭中幾乎離散的恐懼還存在于潛意識中,讓她不斷強調著生活里看來平凡卻意義深長的溫暖與安定。

 

  而找到“原鄉”被認為是席慕蓉創作的分水嶺。此后近三十年,席慕蓉輾轉于臺灣和內蒙古之間,走訪探尋,個人的情感表達轉變為對文化的探尋,陸續出版了《我的家在高原上》《追尋夢土》《蒙文課》《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》等散文集,書寫對內蒙古高原、蒙古族文化、游牧民族文化的觀察與想法。

 

  1959年,16歲的席慕蓉在日記里寫下“終身之憂”;六十年后,席慕蓉說,這個“終身之憂”回到老家就好了。在席慕蓉看來,“原鄉”情結是根植于骨血中的,“真的大自然才是‘原文’,我們所寫出來的東西都是‘翻譯’,你要站到這塊土地上,才能看到原文。”

 

  談話間,席慕蓉摩挲著自己的膝蓋,笑著說道:“我有一個關節已經是人工關節了,朋友開玩笑說,就當換了一塊馬蹄鐵,你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幾年,多可愛的一句話。雖然這把年紀,到草原上我還是不累,但是平時過一個十字路口,我就感覺累了。”

  但她遺憾的是,自己已看不懂蒙文,而5歲之前,她會說蒙語,還會唱蒙古歌。命運倉促間帶走的東西,再難以尋回。“其實這本書是在整理我自己,過了這么多年,我依然還是故鄉的‘旁聽生’,只是比別人稍微多寫了點東西,離真正透徹地了解蒙古族文化還差得遠,所以別人讓我演講,我一定要在題目上加上‘我所知道的蒙古族文化’。”

  “詩繞著我走,我不寫不行”

  最近幾年,席慕容成了南開大學的常客。前幾日,她剛剛出席了葉嘉瑩教授“歸國執教”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。她自稱是葉嘉瑩的“鐵桿粉絲”,言語間難掩崇敬之情,“以前她的講座我都是追著去聽的。她在詩詞講解上的造詣自不用說,更重要的是她把人帶到詩里面,把詩放進我們的心里面。”

  對于寫詩,席慕容認為只是一種本能的表達,并不受自己控制。“不少人問我詩歌是什么,我很難回答。葉老師有一句很出名的話‘讀詩和寫詩是生命的本能’。人家常說寫詩要有技藝,我不知道,我就是覺得詩繞著我走,我不寫不行。”

 

  《我給記憶命名》里最長的篇幅是用來談“關于詩”,其中席慕容與葉嘉瑩圍繞一首敘事詩的討論經歷讀來令人動容。

  2010年,席慕容發表了歷史題材的長篇敘事詩《英雄噶爾丹》,用以表達她的蒙古族文化情結。幾天之后,就接到葉嘉瑩先生的電話,口氣急迫地問她“為什么要寫這樣一首詩?”并直言“沒有你的抒情詩好,很突兀。”

  席慕容解釋那既是一種嘗試,也是一種“非寫不可”,“如果你心里一直有這個愿望,那么也是由不得自己的,那就去寫吧。寫了出來,無論好壞,也是值得的。”葉嘉瑩的話讓心存忐忑的席慕容頓時明朗了,在她的建議下,最終有了三首敘事詩組成的“英雄組曲”,收錄在第七本詩集《以詩之名》中。

  席慕容把詩集寄給葉嘉瑩,一直沒有回音,后來忍不住打電話去請教,“你是性情中人,是一種直接的感發表達。不像寫歷史題材的詩,有一種理性的思辨,那是不一樣的。”回想起葉嘉瑩的教導,席慕容感嘆,現在到哪里還能找到這么好的老師。

  常常有人向她憂慮,“詩”在現代社會文化里的存在感越來越低,席慕容卻表示樂觀,“有人常說如果沒有詩怎么辦,詩雖然是在邊緣,但就像葉老師說的,讀詩和寫詩是生命的本能,它是不會消逝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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